有評論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很難在隱瞞境外存款罪中找到符合刑法規定的‘國家規定’”，理由是該規定的制定者不符合刑法第96條的規定。在我看來，以上兩種觀點都值得商榷。福田區律師帶您了解一些具體的情況。

　　看規定內容，對國家工作人員財產收入申報進行了規范。《條例》第四條規定，申報人應當于每年7月1日至20日申報本年度上半年的收入；次年1月1日至20日，申報上年下半年收入。因特殊情況不能按時申報的，經申報部門批準，可適當延長申報期限。

　　因此，《條例》只規范了國家工作人員年收入的申報，沒有規定如何處置收入，也沒有明確規定境外存款應當申報。因此，該“規定”不屬于本罪的“國家規定”，其理由不是其制作人不符合刑法第96條的規定。如前所述，本罪罪名表述為“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申報”，而非“違反國家規定”。因此，刑法第96條的規定對本罪沒有約束力。

　　那么，是否存在意味著本罪是一個虛置的犯罪，因為我們沒有進行符合罪狀表述的“國家政策規定”，而不能追究制度相關要求行為人的刑事社會責任？筆者以“法律問題不是嘲弄的對象”為解釋中國原則，主張放寬視野，從更廣闊的視角研究考察本罪的“國家管理規定”。

　　我認為，本罪中的“國家規定”是1996年1月29日國務院頒布并于2008年8月1日修訂通過的《外匯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它定義了我們的外匯管理制度。《條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實行國際收支統計報告制度。”

　　如今，人民幣無法自由流通。存款只要存放在境外金融機構，都是外幣形式的。《條例》第三條規定，外匯是指可以用于國際清算的以外幣表示的支付手段和資產，主要是指外幣，包括紙幣和鑄幣稅。因此，國家工作人員在境外的存款屬于《條例》規定的“外匯”范疇，應由《條例》規定。第六條“統計申報”要求存款人向相關機構報告存款事實。

　　只向國家外匯管理局（條例第2條），而不向紀律監督（條例第7條）。但是，《刑法》第395條第2款僅規定應當申報，沒有具體說明申報機構，不違背立法者將國家外匯管理局視為申報機構意圖。只要各級紀檢監察機構與國家外匯管理局共享信息，就可以充分了解國家工作人員的境外存款行為，從而對其進行規范。

　　因此，犯罪的《國家規定》就是《條例》 ，正是憑借這一規定，才有了國家工作人員申報的義務。這一結論顯然有些令人吃驚，因為傳統觀點認為，條例的內容與打擊腐敗的內容大不相同，但在相應和明確的條款到位之前，不存在根據條例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法律障礙。

　　但我也希望，面對日益深入的反腐敗斗爭，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應當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海外存款申報義務作出相應的規定，從而使這種犯罪的責任來源具體明確，才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國務院各部委制作的規定企業是否可以屬于“國家法律規定”—以非法生產經營罪為例。

　　刑法第225條明確相關規定，要構成進行非法企業經營罪，必須以“違反我們國家法律規定”為構成一個要件。否則，不能通過追究本罪的刑事社會責任。由于本罪屬于我國刑法中的“口袋罪”，因此，在運用本條款追究被告人刑事風險責任時，明確其違反的“國家政策規定”顯得非常至關重要。

　　例如，檢察官辦公室指控一家黃金產品有限公司被告公司涉嫌構成非法經營。違反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三）項（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從事證券、期貨、保險業務）的，向法院起訴。起訴書所列證據中有《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監管局關于確定某黃金制品有限公司經營行為意見書》（以下簡稱“函件”），可參見。

　　檢察機關認為，“書信”屬于犯罪的“國家規定”。如前所述，本罪的“國家規定”應當由刑法第九十六條調整，即非法經營罪的“國家規定”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制定。

　　福田區律師注意到，中國證監會只是國務院的直屬機構，其發布的決定和命令不屬于刑法第九十六條的范圍，更不用說上海監管局了。因此，根據信的正文，信不應作為本案的證據。在這一點上，檢方的指控值得商榷。